量刑程序改革的辩护视角:误区与辩正

量刑程序改革渐至瓶颈,量刑辩护成为深化制度改革的突破点。以量刑辩护为视角,量刑程序中的辩审关系与控辩关系成为改革的重要维度。量刑辩护存在相应的制度性缺失,主要包含量刑辩护的本体缺陷、辩审关系的实践偏移以及控辩关系的制度偏差。为有效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贯彻量刑程序改革之初衷,量刑辩护需要从3个方面加以完善:一为本体进路,实现律师的人员配备与专业化;二为辩审进路,从裁方量刑说理、辩方调查取证与量刑意见着手;三为控辩进路,完善审前的信息开示、量刑支持与审判的对抗机制。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界限新解

国家工作人员在将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实施完毕之前,知道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且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可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共同受贿,特定关系人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将涉及请托人利益的履职行为实施完毕之后,知道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且未退还或者上交的,不能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因具有受贿故意而构成受贿罪,此时,特定关系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替考行为有限非罪化之提倡

《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考试作弊行为的犯罪化,总体而言是合理的。但对于替考行为,尤其是"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行为,其犯罪化的合理性则有待商榷,有过度犯罪化之虞。应当将替考行为有限非罪化,使刑法的规制聚焦于职业替考者,并把替考要约行为和一次性、偶发性轻微替考行为予以非罪化,代以行政处罚,从而实现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的有机衔接,切实贯彻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对我国特赦制度现状的思考

现代特赦制度具有保障人权、调解矛盾、维护国家稳定的功效,当今世界,特赦制度在绝大多数法治构建比较完备的国家都有明文规定。应对我国特赦制度发展的现状进行思考,以对我国特赦制度的完善建言建策。     

论事后悔罪行为制度

事后悔罪行为是犯罪行为人实施的一种自我救赎行为。事后悔罪行为制度存在的法理根据需要结合法益的恢复、行为人再犯可能性及刑罚目的实现程度综合衡量。它具有减免刑罚以及出罪化功能。为了能够更好地因应司法实践,结合现有立法之不足,我国可从立法模式、适用范围等方面加以完善。     

中国禁网令制度的建构:从美国司法实践谈起

面对我国网络资源逐步普及,上网地点与上网工具呈现多元化的现实情况,我国禁网令司法实践裁判情况并未体现该制度设计蕴含的针对性原则。我国禁网令司法实践可以考虑采取"针对纯正的网络犯罪行为适用单处或并处禁止上网或禁止进入网吧的禁止令"和"针对非纯正的网络犯罪区分适用禁网令"的司法裁量规则,同时在立法上扩大禁网令适用范围,增加针对假释犯罪人可以决定适用禁网令的相关规定。     

刑事死因鉴定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死因争议案件跨越时间长,争议手段激烈,推动着诸多刑事案件成为社会公共事件的同时,也促进了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鉴于制度构建之于专业鉴定人、实践经验之于法律专家都隔着鸿沟,因此讨论死因鉴定争议的独立研究寥寥无几。层出不穷的死因鉴定争议个案中,导致争议的原因不一而足。提炼实践中成功解决争议的案例,保障当事人的鉴定参与权、监督权等"阳光鉴定"的程序正当措施,正是解决刑事死因鉴定争议的良策。     

我国《民法总则》颁行对刑法的影响

我国《民法总则》颁行后,对刑法现实适用的影响与未来立法的导向不容忽视。一方面,刑法应当根据《民法总则》的内容对规范适用予以现实调适,具体包括:区分性质不同的虚拟财产予以具体的定性指引,秉持"扩张与收缩"并举的态度重置个人信息的保护区间,促成刑法上对财产权的平等保护等,这有助于刑法规范发挥社会保护作用的科学性与统一性;另一方面,《民法总则》所体现的最新立法理念与社会价值亦可以形成对未来刑法立法的导向指引,应当考虑适当调整刑事责任年龄,落实胎儿利益的刑法干预,继续环境本位的刑法探索,实现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刑法保护等,这有助于刑法规范发挥社会保护作用的时代性与前瞻性。     

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特点及启示

台湾地区现行《少年事件处理法》于1997年公布,是一部实体、程序、组织相综合的法律。该法对少年违法犯罪事件设立了独立的程序,立法理念也着眼于"少年成长的非连续性",三种回流机制的设计使少年有多种机会进入少年保护事件程序,这些都有助于实现保障少年健全的"自我"成长的目的。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在未来的立法中,我国大陆地区应订立一部专门的少年法;同时,在观念上,要放弃对少年单方面的"爱",真正尊重少年的未来。     

我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探索与反思

基于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社区矫正实务的发展,检察机关监外执行法律监督工作需要一次新的转型。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实践探索表明,社区矫正的规范化建设离不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应树立协同监督理念,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工作,建立与社区矫正发展相适应的法律监督体系。